今天，5月12日，一个让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。
8年前的今天，那场夺去数万国人生命的汶川大地震，让人们见识到了大自然的恐怖，同时也意识到了防灾减灾教育的重要性。2009年的5月12日，我们开展了第一个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活动。
今天是第八个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。当全国上下都在热议防灾减灾的时候，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安静平和的大学校园。
试问：如果有一天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我们的校园不再安静平和，依然身处象牙塔内的学生们，有多少人能够知道“我该怎么做？”
现实篇
令人担忧的数据
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，共青团山东省委、山东省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、省教育厅等单位每年都会针对大学生，举办一场“纪念‘5·12’——青少年灾难求生挑战赛”。然而据媒体报道，直到这一挑战赛举办多年之后，组织方还需要在赛前专门拿出两天时间为参赛大学生们作培训。
“你可见过哪个比赛还针对比赛项目进行专门培训的？”面对媒体，主办方的一名工作人员很是无奈。而这种无奈显然不是他独有的。
去年10月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团委书记缪可嘉在国内某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大学生灾难认知水平现状分析》的文章。
在这篇文章中，她以江苏、湖南、安徽三地在校大学生为对象，分别调查了灾难认知和技能、灾难心理、应灾行为和灾难教育实施情况等多方面的内容。
“必须承认，大学生面对灾难知识和技巧的掌握程度令人担忧。”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采访时，缪可嘉表示，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灾难中，大学生对于地震和火灾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最高，但回答“很扎实”和“较扎实”的学生也只有26%和25%。
而在不同灾难的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方面，回答“较扎实”和“很扎实”的，各项都没有超过15%。“也就是说，85%的学生对这些灾难的掌握情况都在‘一般’及以下。”
事实上，自从汶川地震之后，针对于大学生防灾能力的调查并不在少数，而不同调查却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。
“汶川地震后的那几年，大家的灾难意识还比较强。但现在这种意识却愈加淡薄。因为大家觉得灾难离自己还是比较遥远的。”缪可嘉说。
然而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
浮于表面的做法
与大学生令人忧虑的灾难应对能力缺乏相对应的，是高校对于学生灾难教育的缺乏甚至缺失。
在我国高校，对学生进行灾难教育和安全教育的工作一般归属保卫处，于晴便在西部某重点高校保卫处负责此项工作。
采访中她表示，学校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体现在新生入学时的教育中，有时军训也会有所涉及，但最主要的是每年中央会下发一两次相关文件。根据文件，省里也会提出要求，他们就会根据这些要求进行相应部署。
至于如何部署，于晴想了想：“就是在校园挂挂横幅，在网站上宣传宣传，有时会搞一两次防灾演练。”
至于这种“部署”的效果如何，相信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于晴所在高校的做法其实代表了国内大部分高校的普遍做法。
事实上，即使是有限的防灾演习，也存在做“表面文章”的嫌疑。
在采访中，上海高校首个学生减防灾和应急救援社团发起人、新葡萄8883官网AMG教师沈吉利表示，目前国内大部分学校的防灾演习仅限于“告诉学生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做什么事”，而并不告诉学生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。
“以火灾演习为例，学生们为什么要按这样的路线逃生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只是机械地听从指挥。
这样的话，学生如果换一个环境或到真实的火灾场景，他们很难作出变通，因为学校没有教原理。”沈吉利说。
既然现有的教育方式难以取得效果，那么学校究竟应该怎样对学生进行灾难教育呢？
教育篇
提升能力的“正途”
沈吉利除了在上海地区成立了高校首个防灾减灾学生社团外，在2015年3月，她还在新葡萄8883官网AMG开设了沪上高校首门纳入学分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。
“作为选修课，大家一开始还有些兴趣，但后来兴趣就没有那么强了。”沈吉利说，学生在选择选修课时，兴趣仅是一个因素，学生更多地还要从专业角度出发。
“其实这门课对于学生来说，只要没有遇到安全问题，就是可有可无的。”
“选修课有其不可持续性，而且也不能覆盖所有学生。”沈吉利说，因此，将灾难教育嵌入到某一门针对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中，其实是一条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。
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老师，缪可嘉其实也想到了将灾难教育融入思政课日常教学的思路。
然而，现实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。
“学生的灾难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，需要不同部门的共同努力”。东北某高校教务处工作人员刘青说。
那么，这些部门支持吗？
需要配合的部门
贾黎明也是一位想在学校开展一些灾难教育的大学老师，而他想借助的手段是成立学生社团，在这一过程中，贾黎明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打过交道。
“我开始是在学校团委下开设了减防灾社团，但对此团委似乎不太重视，原因很简单——它不愿意出钱。”贾黎明说。
成立减防灾的社团是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购置装备的，这就使他处于很尴尬的位置。“到最后，好像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上下奔波。”
相较于贾黎明，沈吉利的境遇就要好一些。虽然在团委时也遭遇到了和贾黎明同样的问题，但学校的学生处却给他了很大的帮助，在这样的帮助下，他还成立了一个可以深入到学生社区的公益救援队。
“贾黎明的经历或许是个案，但也反映出了一些普遍问题，作为系统工程，我们高校的一些部门确实准备好了吗？”沈吉利说。
反思篇
整体系统的问题
在采访过程中，对于高校的灾难教育，很多受访者都倾向于将其看作一种“补课”行为。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长期以来一直研究美国的教育模式。在采访中，他表示美国的灾难教育是从幼儿园和小学中学阶段开始的。“初级教育阶段，学生们就会经常参加灾难演习，知道火灾时该怎么办，地震时又该怎么做。而到了大学阶段，学校仅仅是通过各项措施和制度巩固学生的固有认识。”
然而在我国，中小学阶段的灾难教育基本上就处于缺失状态。“大学作为一种‘补课’行为，进行相关教育是应该的。但我们更应该强调中小学的作用。”郭英剑说。
作为上海市首个学生防灾减灾社团的负责人，沈吉利曾经带领社团给幼儿园、大中小学和社区都作过防灾培训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她发现越是青少年，对防灾减灾知识越感兴趣。
沈吉利的无奈是很可以理解的。正如她所说，本应在中小学阶段成为常识的一些安全知识，学生们并没有具备。
“这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。”沈吉利说。
自身观念的偏差
如果将其他教育主体的缺乏看作灾难教育在“广度”上的不足的话，那么高校某些教育者自身观念的偏差，则可能导致高校教育在“深度”上的某些不足。
比如，对于自己学校在灾难教育方面的不足，于晴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学校所在地的灾害挺少的，可能南方学校会更重视一些吧。”而在采访中，类似的声音不仅出现在教育者口中，甚至一位学生也说：“我们这里的自然灾害其实并不是很多……”
2015年5月，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了《中国公众防灾意识与减灾知识基础调查报告》。报告显示，我国公众普遍存在防灾意识淡薄、备灾准备不足的问题，且尚未形成扎根于日常生活的防灾文化。
“作为社会人才的主要输出地，无论之前的教育是否到位，高校都应该承担起灾难教育最后的职责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需要有更加长远的眼光。”刘青说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本文部分受访者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