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
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中国的单位制度和“单位人”群体经历了壮大、分化、消解的复杂进程。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，从“单位人”转向“社区人”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
但是，新葡萄8883官网AMG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教授在接受《解放周一》采访时也指出，今天的我们虽然不会对一家单位“从一而终”，但即使在完全遵循劳动力市场经济配置的工作场所，人与人之间依然需要彼此信任的同事关系，依然有着情感上依恋与互动的需求。
平均主义让人依赖单位
解放周一：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中国的单位制度和“单位人”群体经历了壮大、分化、消解的复杂进程。对于这段历史，很多人的心情是百味杂陈。
章友德：我们今天说很多问题是体制的问题，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，一些体制在过去曾经是有价值的，作出过贡献的。单位就是其中一例。
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，国家一穷二白，百废待兴，有限的资源怎么配置，对新政府是极大的挑战。不仅如此，20世纪不到50年的时间里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，都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冲突导致的，造成了大量人财物的伤害和损耗，这让大家反思私有制度。当时，列宁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后的判断是：垄断的、寄生的、腐朽的和垂死的。
所以，在那个历史时期采取单位制管理，实现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，既是现实的考量，要生存，要发展；也是意识形态上的主动选择，要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，用集体主义取代利己的个人主义。
体制的形成总是有其历史需求的，但随着环境的变化，体制要不断地调适。
解放周一：1953年到1957年是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，提前完成，且完成得很好，其中单位制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之后却渐渐发生了异化，陷入低效、僵化，原因是什么？
章友德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，确实让大家对单位制更有信心，单位制不断地得到巩固：通过所有制改造，不断地把非公经济变成公有经济。
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单位制，不需要面向市场和消费者，只需要完成计划任务。不是以需求定生产，而是以生产定分配，生产和分配之间没有交换，只有流通，这是一种计划的生产、计划的流通、计划的分配和计划的消费。拿上海来说，当时就是把原料用行政手段从全国运到上海，在上海生产成产品后，再由国家拿去分配。
计划的前提是假定这个社会是静态的，而显然社会不可能是静态的。
另一方面，人们有进入单位的动力，却没有在单位里努力工作的动力，因为单位考核的不是业绩，反而是人际关系占了主导。分配中的平均主义，使得单位效率越来越低下，单位负担越来越重，职工对单位的依赖性越来越强。
改革尾大不掉的单位制
解放周一：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改革转型是因何触发的？
章友德：基于困惑。1978年底至1980年初，李慎之参加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。其间，他陪同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，担任代表团顾问。访美期间，邓小平问李慎之：为什么世界上发展得好的国家都是学美国的？李慎之回答不上来，其实当时大家都回答不上来。
但发问引发了思考。发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，而最后砸碎铁饭碗，是一场思想革命。因为当时的认识是，凡是公有制的是社会主义，凡是私有制的一定是资本主义，搞私有化就是政治不正确。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打破人们思想上的禁锢。
从计划产品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，再到商品经济，我们开始承认和尊重市场的作用。
解放周一：制度改革带来了效率的提高，释放了人的活力。
章友德：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认为，经济增长要靠人财物的投入。西方经济学家洛斯则在考察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300年间西方经济增长史时发现，制度在社会变迁中的价值。制度包括产权制度、创新制度、法律制度、知识产权制度等各种制度。
洛斯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大视角，中国改革开放37年，是一点点认识洛斯观点的价值的过程，是不断意识到制度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价值的过程。我们的城市改革其实不是城市经营体制的改革，而是落实在城市中以前尾大不掉的工厂单位制度的改革，承包、租赁，甚至把所有权变成个人的。人还是那个人，设备还是那个设备，但制度不同，促使生产单位不断拓宽市场，市场意识不断增强，市场能力不断提升。
解放周一：单位制度变化，随之变化的是人与单位的关系。
章友德：市场一旦在资源配置中发生作用，问题就来了：当单位不需要这么多生产者时，或者当生产者不能发生作用时，单位是否可以裁员？
以前是不能轻易辞退职工的，因为社会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保障体制，职工下岗后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？
所以，为了配合单位制改革，创设了社会养老机制。1986年，上海开始实行国有企业退休费统筹。同年，上海在国有企业职工中建立待业保险制度，即后来的失业保险制度。1993年，上海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。1995年，这一制度又扩大到私企、外企等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群体。“退休工资”变成了“养老金”，不再到单位领取。1996年、1997年，上海先后实行住院和门诊大病保障的社会统筹。之后，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相继出台，“五保合一”的“城保”制度基本形成。“农保”、“镇保”和“综保”，覆盖数百万不同人群；自由职业者也可缴纳社会保险。而今，外来从业人员也纳入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围。自去年开始，新的努力方向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。
单位不再是生活的“标配”
解放周一：在“国家—单位—个人”的宏观联结走向消解的背景下，如何建立起新的社会宏观联结？
章友德：在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，个人越来越多的需求都可以在市场消费中得到满足，单位不再成为生活的“标配”，过去的人认为离开单位是不可想象的，现在很多人适应了漂的状态。
但人最终是生活在社区里的，社会人其实是社区人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联合国和100多个国家、地区已经把社区建设作为影响未来的全球、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来对待。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，从社区服务起步，到文明小区建设，再到全方位的社区组织体制建设，社区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。
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，从单位人转向社区人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在单位制出现的宗族社会，联结人们的是血缘和地缘，出现单位组织后，联结人们的是业缘。现在，社区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，虽然没有血缘、地缘和业缘关系，但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比较一致，从而走到一起来。
挑战当然是巨大的，不说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，光说800万的淘宝店主，还有那些共享经济的实践者们，比如那些专车司机，他们算不算有单位？怎么建立起他们与社会的联结通道？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。
解放周一：单位曾给予人们的情感慰藉和情感支持，是否同样可以在社区里找到？
章友德：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。我们既要加强社区建设，增强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、联系，也不能完全抛弃原来单位所具备的情感功能。传统单位是和人的所有个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，今天我们虽然不会对一家单位“从一而终”，但即使在完全遵循劳动力市场经济配置的工作场所，人与人之间依然需要彼此信任的同事关系，依然有着情感上依恋与互动的需求。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采取非市场经济的手段，来凝聚人心，创建温暖、有特色的企业文化，这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要注重的。不能光要活力，不要温情。在这方面，日本的企业制度值得我们研究。日本企业是终身雇佣制的，一个男人在企业里工作，妻儿的医疗都有了保障。没有淘汰制，何以能激活劳动者的积极性？我相信它在分配方面，在内生动力方面，都应该是有措施的。以前，美国企业人不冗于事，一旦发生经济危机，就大量裁员，但当下美企在向日企靠拢。谷歌等一些美国公司，都在努力建设一种类似于家庭的企业文化，他们相信，只有当人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后，才能激发出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欲望。
解放周一：从2011年开始，单位制度改革进行到了高校、医院这样的事业单位，这些庞大的由财政支持的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，改革的难度不小。
章友德：很多人认为，改革会让自己的利益受损，而没有想到，当所有人的潜力都释放出来时，所创造的增量是惊人的。
在对单位的选择和转换中，个体越来越对自己的价值有清楚的认识，越来越有自主性。而个人价值得以实现和最大化，单位和社会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和最大化。
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几代人，和上几代人对单位的认识和选择是不同的，人们越来越以自己的志趣为选择标准，越来越以个人的价值实现为选择出发点，这意味着无数的个体意识已经觉醒了，整体的国家的价值，将由于无数个体价值的觉醒和实现而被大大地提升，国民的创造性和勤劳本性将得到进一步释放。我对未来是充满期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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