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文作者为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，新葡萄8883官网AMG教授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本文编辑：陈抒怡 编辑邮箱 shguancha@sina.com)）
随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，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路线图将更加明晰。
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。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的中国面对一系列问题的挑战。其中，最大的挑战是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城市时代的挑战。
201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5%。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城市发展的全新时代。世界将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50%当作城市时代的标志。而2015年，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5%，则是中国进入城市时代的最重要标志。
早在中国的唐朝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10%。但此后的1300多年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没有任何提升。直到1949年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停留在10%左右。从1949年到1979年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提升缓慢，只是达到18%左右。
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征程。37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以每年1%的城市化速度向前推进。2010年，中国上海“世博会”召开的时候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48%。申办、筹办和举办上海“世博会”，则是中国为迎接城市时代到来所做的最好演练。如何处理好城市时代人口、资源和环境的关系，如何应对城市时代的各种挑战，自此成为中国的主要思考之一。
但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，中国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问题的挑战。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等“城市病”越来越困扰着迅速进入城市时代的中国。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情况下，如何让人民实现过上更幸福生活的新期待。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，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如何处理好“保增长”和“调结构”的关系，用什么样的方式达到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目标，考验着中国领导层的顶层设计和实际行动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就是试图对这一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形势进行研判，从而为“十三五”发展谋好篇、开好局。
要实现中国经济、社会在大变局时代的顺利转型，需要我们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观照当下，只有这样才能开创一个更值得期待的未来。120年前的甲午战败，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大国不得不面向世界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120年来，中国社会进入了加速转型时期。“3千年唯有的大变局”使中国实现了从帝制到共和国，从农业国到工业国。从农村到城市社会的多重叠加转型。一句话，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。
今天，人类已经进入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背景的城市发展的全新时代。中国曾经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。这一次，中国绝不能，也不愿错过一个信息化、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机遇。世界互联网峰会则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行动。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峰会使中国传统小镇开始走向现代世界。中国不在总在沉湎于辉煌的历史记忆，而是放眼、规划和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。
事实上，2012年以来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进入新的时代有着越来越深刻的认识。对信息化、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行动，努力用市场化机制推进，工业化、城镇化、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，是中国做出的新的顶层设计。用新的发展理念去规划未来发展，推进中国转型已经成为新的时代共识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3年多来中国一系列的巨大变化中可以看出。3年多来，中国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，全面推进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。中国已经真正开启了向未来的新进发。而所有的行动，中国越来越聚焦到推进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上。
因为世界已经进入城市化时代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，城市化释放了最大的动能。55%的城市化水平充分证明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。但中国城市化的动能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。中国的城市化还不是高水平的城市化。中国的城市还没有真正成为宜居的城市。中国的城市体系、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还远远没有达到和谐和实用的水平。中国如何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基础上，建设更加个性化的宜居城市，如何以新的城市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，应该成为中国应对新常态各种挑战的最有力的选择。
当世界进入城市时代的时候，中国应该尽快适应这一新时代的到来。早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就强调学习和建设、管理好城市。60多年来，作为执政党的中共，努力在学习和建设自己的国家。一路探索一路艰难走到今天。今天，如何更好在尊重城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更有前瞻性的城市规划，如何实现让所有的国民分享发展权利，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新思考。这一点，我们从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透露的信息中可以看出，也可以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内容中可以看出。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工业化、信息化，促进农业现代化是中国新的行动方案。
1978年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，开始了过去30多年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，也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高速经济增长。但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实现好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的目标。如何实现“更好的城市、更好的生活”的发展目标，我们需要有新的发展理念规划今后的城市发展。我们应该明晰，城市化不仅仅是中国的发展手段，建设更宜居的城市更应该是我们的发展目标。如何更好处理城市中人口、资源和环境的关系，如何更好优化我国城市的结构，形成合理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，实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，都对我国现有的城市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。
2015年1月1日，“风险社会”理论的提出者乌尔里希.贝克教授去世。早在1986年，他就提出了“风险社会”理论。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基于世界开始进入城市时代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城市时代就是“风险社会”。这一点，我们从2015年发生的巴黎恐怖爆炸，以及天津港爆炸等公共安全事件中可以看到。如何应对城市时代的风险挑战，需要我们有全新的发展理念、全新的发展规划、全新的发展体制，需要中国进行更加深刻的制度变革、结构变革和全要素优化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更好应对城市时代各种风险的挑战。
也正是意识到新的大变局时代已经到来，中国的决策层才积极筹划未来。3年多年，中国这艘古老文明之舟，不断加大对所处时代的研判，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绕开历史航道上的各种暗礁，以推进人类的和平之舟不断向前。中国正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推进经济、社会的顺利和健康转型。用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和共享的新理念推进城市化，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、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则是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最好选择。
可以预测，随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，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路线图将更加明晰。中国将更加重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设计，将更加学习用法治推进、保障城市建设、运行和生活。为此，我们需要更好的处理特大城市、大、中、小城市和城镇之间的关系。所有的围绕用城市化解经济危机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、构建智慧城市、宜居城市社会，解决过去城市化所带来的种种“城市病”，将会是中国城市决策者面对新时代挑战，面对未来城市治理的重要思考、探索和实践。
原文来源：上海观察